行政行为撤销的条件有哪些（行政案件撤销案件程序）

2004年7月1日《行政许可法》正式颁布实施，至今已20个年头，该法规定了“吊销”、“注销”、“撤销”、“撤回”等诸多职责行使程序，对规范行政许可行为起到了重要作用。近来，坊间关于该法的修订一直不绝于耳，客观讲，《行政许可法》对法治政府建设意义重大而深远，该法的颁布实施，不仅是“私权”回归的重要立法标志，也是现代行政理念确立的“风向标”事件，该法不但在行政法典“三部曲”中举足轻重，而且也真正做到了妥妥把审批权装进了制度的“笼子”。

在具体工作中，行使上述行政职能时，极易发生混淆，尤其随着审批制度改革有序推进，行政许可权统一集中到审批部门行使，相继出现了前方审批部门与后方监管单位在信息推送和职权行使时，出现了或工作制度操作流程“缺失”，或推送行政处罚信息不完整，或具体处理程序“不规范”等情况，不但影响工作，也减低了效率，亟需研究解决，笔者根据多年工作实践，就以上问题谈些粗浅看法。

《立法法》修改后貌似降低了许可权设定“门槛”，实则不然！

《行政许可法》明确了许多“刚性”法律规范，譬如，许可权的设定仅限于法律法规和省政府规章层面，部门规章则无权设定。为扩大地方管理自主权，2015年修改的《立法法》规定了设区的市可制定地方条例（但仅限“城乡建设与管理、环境保护、历史文化保护”三个领域），因此可以说，《立法法》赋予了设区的市一定的许可设定权。许可权的设定“门槛”貌似降低，其实不然，因为设区的市出台的地方条例，需要层层研究把关，既不能同“上位法”相抵触，也不能超越职权，且必须经省人大审查批准后方能实施，因此，从这个角度讲，地方立法可谓做到了“双保险”！

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带给行政许可工作的挑战，不容小觑！

为加快“放管服”改革，近年来，各地市县区相继成立了行政审批服务机构，将许多行政许可权统一集中行使，此举意义可谓重大，审批流程再造叠加机构人员作风转变，使得审批部门效率大大提高，市场主体和办事群众获得感、体验感持续提升。随着改革力度持续加大，机构改革带来的问题也陆续暴露出来，如：整合后审批机构自身流程再造“短板”和专业技术人员缺失严重问题？前方审批机构与后方监管部门的关系“和谐”问题？前后方部门之间的工作信息相互推送是否及时规范完整问题？等等。再如：后方监管单位提出建议“吊销”某市场主体资格，推送给前方审批部门的信息应该具体有哪些？是仅仅给当事人“送达”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？还是当事人经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后最终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？前方审批部门接到后方监管单位推送的“吊销许可证件或降低资质等级”行政处罚决定后，究竟该如何处理？是“注销”还是“撤销”，抑或是“撤回”？如果用“注销”或“撤销”方式使市场主体失去相应资格，工作程序和推进流程是什么？需不需要再进行“听证”或采取其他什么手段？需不需要审批部门出台制度规范填补“空白”？均需认真研究，依法依规予以解决。

改革后， “吊销”、“注销”、“撤销”、“撤回”应分属不同部门行使，法律属性和工作程序自然也不相同

机构改革前，行政执法部门既有行政许可权也有行政处罚权，因此，行政许可法所涉及的“吊销”、“注销”、“撤销”和“撤回”多由于一个部门行使。机构改革后，行政许可权相对集中到审批机构，就随之出现了“前方审批部门和后方监管单位“以及”“工作信息相互推送”等问题。

就法律属性而言，“吊销许可证件或降低资质等级”是一种较为严厉的行政处罚，新修订的《行政处罚法》规定，此类行政处罚必须告知当事人是否要求听证，当事人要求听证的，行政机关应当举行听证，此处的“应当”就是后方监管部门具体工作中“必须”的程序。行政处罚决定送达，不等于行政处罚决定生效！判定行政处罚决定生效与否？必须满足两个条件：一是必须等待60天的行政复议期满或者6个月的行政诉讼期满，当事人既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，该行政处罚决定才算生效；二是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，一审法院维持了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不上诉，或者当事人虽然上诉但二审法院又维持了一审法院判决。行政处罚决定只有满足上述两项内容中的其中一项，才算是真正法律意义上的“生效”处罚决定！

后方监管部门在推送“吊销许可证件或降低资质等级”等行政处罚信息时，不能仅推送一个通知或信函，必须向审批部门推送已经“生效”或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处罚决定，否则，前方审批部门在下步启动注销程序时，很可能因为理由“不充分”或依据“不扎实”等，左右为难，不好“取舍”，而影响工作！

行政处罚除“吊销行政许可或降低资质等级”行为由后方监管部门行使外，其他“注销”、“撤销”和“撤回”三项权力则均由前方行政审批部门行使。

“吊销许可证件或降低资质等级”属于行政处罚的范畴应没争议，但属于审批机构职能的“注销”、“撤销”’和“撤回”等职能，其工作流程应是什么？究竟该如何行使？就现行《行政许可法》而言，仅规定了“撤销”、“注销”和“撤回”行政许可的内容要求和表现情形，但没有如何行使相关职权的程序规定（期待修法后予以明确）。

现实中，随着后方监管部门关于“吊销”许可资格建议的愈加频繁，亟需审批机构尽快牵头制定程序办法填补制度“空白”。如：“吊销”市场主体资格，需后方监管部门推送哪些信息？收到后方部门推送的信息后，审批部门是立即启动程序办理，还是等到诉期结束？这是摆在各级审批部门面前的“难题”。因为，毕竟吊销许可证件或降低资质等级毕竟属于较重的行政处罚，涉及管理相对人的重大切身利益。从法律意义上讲，未走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的行政处罚决定，均属“效力待定”的行政行为，如果不等三个月的行政复议期或六个月的行政诉讼期满，就予以“注销”，一旦当事人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，而该吊销资格的处罚决定由被法院撤销或确认违法或确认无效，那审批部门就十分“尴尬”了；如果审批部门对后方部门建议“吊销许可资格或降低资质等级”的推送信息不立即启动“注销”程序，那么，这期间被处罚的行政相对人如果出现了违法行为，造成了危害后果，“疏于监管”的责任又该由谁承担？尽管行政诉讼法规定了“不停止执行”原则，但也列出了四类“例外”情形，因此，上述问题，需要审批部门认真研究、审慎处理。

“吊销”、“注销”、“撤销、撤回”的法律属性有何不同？适用的内容情形又有何不同？

笔者认为：从《行政处罚法》规定看，吊销许可证件或降低资质等级，显然属于行政处罚的法律范畴。而“注销”、“撤销”、“撤回”等行为应归属行政许可的法律范畴，这类行为是行政许可在不同环节的表现形式，以及针对不同情形采取的不同措施步骤。

具体讲，关于撤销行政许可，《行政许可法》第69条规定：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或者其上级行政机关，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者依据职权，可以撤销行政许可：(一)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;(二)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;(三)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;(四)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的;(五)依法可以撤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。被许可人以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，应当予以撤销。”

关于注销行政许可，《行政许可法》第70条规定：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有关行政许可的注销手续：(一)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;(二)赋予公民特定资格的行政许可，该公民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；(三)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终止的;(四)行政许可依法被撤销、撤回，或者行政许可证件依法被吊销的;(五)因不可抗力导致行政许可事项无法实施的;(六)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。”

关于撤回行政许可，《行政许可法》第8条第2款规定：“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修改或者废止，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，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，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。由此给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，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。”

由此可见，原由一个行政执法部门行使的“吊销”、“撤销”、“注销”、“撤回”等行政行为，随着机构改革和相对行政许可权的集中，现已分别由前方行政审批机构和后方执法监管部门接续行使。如何确保行政审批和行政执法信息“有效衔接”“无缝对接”？不仅需要前方审批部门继续发力，更需后方监管单位和各级各部门鼎力支持。

多年实践证明，审批制度改革对提高政府工作效率、提升部门服务质效、优化营商环境具有积极意义。做好行政审批工作，推进行政体制改革，不仅需要持续完善各类制度规范，亦需加大审批理论研究力度，且需社会各界关心关爱，更需继续“扶上马送一程”。如此，审批制度改革这一新生事物才能茁壮成长、枝繁叶茂，持续结出累累硕果！

工作研究—— 2023年1月13日